主播的抱怨
Vivian卓卉勤：话说出口且难收回，大剌剌写的文字更难当粉笔字抹去～
开口说话前有多少人会思考衡量是否该说？尤其网络发达的年代，许多人享受自己当无冕皇帝的“快感”～甚至觉得可以操控他人的生死大权，不喜欢就骂，看不过眼就吵！尤其当集合许多网络民众的支持，更像站在台上接受玩人敬仰的“神”一般～多少人趋之若鹜，纷纷效仿？……如今有谁会在意背后的真相是什么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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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杀！就是因为你不够大－－传媒论衡（十）：掛著「旅台医生作家」名號的廖宏强，10月11日在《星洲日报》言路版发表《封杀！大家都以为自己是大人物》来「干譙」（这是他爱用的词汇）非议《星洲日报》封杀恶行的评论人。廖文洋洋洒洒將近1500字，但全文继续暴露他素来思维混乱、逻辑顛倒的论述毛病，甚至一开头就用了极其荒谬的错误类比，以棒球赛中球员「封杀」对手的竞技策略和规则，为报社「封杀」批评者的恶行护短。
棒球赛是一场竞技游戏，竞技双方在同一球场使用彼此所接受的规则一较高低；只要无人作弊、裁判公正，无论谁胜谁负，买票入场的球迷都观赏了一场精彩的竞技，確实如廖宏强所言「这中间並没有是非对错的绝对」。
然而，报社「封杀」批评者不是一场竞技，谈不上「公平竞爭」，更不是媒体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接受的游戏规则。反之，媒体乃为人所公认为应克尽社会责任的社会公器，不仅应促进讯息自由流通，更得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和知情权。
换言之，媒体背负著不可推卸的道德义务，封杀批评者和异议分子乃剥夺被封杀者的传播权和读者的知情者，可不能说「这中间並没有是非对错的绝对」。（关于报社封杀恶行何以可恶，我曾于2011年9月9日在本栏发表《报社恶行侵害读者权益》一文，以《星洲日报》封杀雪州议长邓章钦为例详细討论，本文不再重复，请读者参阅该文。）
错误类比自然得出错误结论。廖文提出「以棒球比赛为例，那是各尽其责，竭尽所能，不是你贏就是我输的公平竞爭」这样的论点，潜台词就是在「干譙」评论人「只能怪自己没本事，如果你有本事掌握封杀大权，你也可以这么做，然后轮到那些被你封杀的人怪自己没本事」。
见虎烧香、见兔开枪
若此逻辑可以成立，执政党动员国家机关打压、封杀媒体、在野党、非政府组织的言论空间，就「並没有是非对错」且无可厚非了；《星洲日报》今后別再惺惺作態地抱怨「走钢索」，在野党和非政府组织谴责政府打压，也成了无的放矢，因为这只是「各尽其责，竭尽所能」，只要你有本事掌握政权（贏了，可以搞封杀），你就不会输（被封杀）了。
廖文为《星洲日报》封杀恶行护短的立论有三个：
（一）评论人有「大老心態」，「以为自己是大人物」，媒体非要报道他们不可，只要媒体不报道就「恼羞成怒」指责媒体封杀他们，以及「发现原来不是一根葱蒜才是自己」后，把2001年「罢写」的「赌烂」转化成「封杀」的无奈与悲沧；
（二）把「封杀」说成是网络媒体没能力与传统媒体竞爭而「卖弄悲情」的「廉价口號」。
（三）把媒体的「封杀」恶行淡化为只是「忘了」报道。篇幅有限，我只简单归纳这三个立论的错误：廖宏强刻意抽离「封杀」恶行的具体脉络和背景，对报业积习「识少少，扮代表」。
会被《星洲日报》封杀的人，不是「以为自己是大人物」，恰恰相反的是，皆因他们不够大！以《星洲日报》封杀的邓章钦为例，雪兰莪州议会议长是个大官，但是政界和媒体圈普遍上认定，议长是没有实权的官职；在民主行动党內，邓章钦不在权力核心，《星洲日报》也「看死」邓章钦不可能挤入权力核心，更遑论当秘书长。
今年6月6日，林冠英的专栏文章提到一名「檳城记者」为討好国阵，將私人谈话录音交给国阵的网络兵团炒作，《星洲日报》虽抽掉此文，改以讣告填版位，但没敢封杀林冠英，3天后刊出没有標注「道歉」二字的「启事」，为未事前通知林冠英而道歉，皆因林冠英位高权重，既是民主行动党秘书长，又是檳州首席部长。
视批评为私人恩怨
这种见虎烧香、见兔开枪的「標准」，也適用于內阁部长。內阁部长並非一样「大」，够不够大，除了看掌管哪个部门，也看他们的党职和政途前景如何。「不够大」且又被报社看准不会再高昇或快下台的部长，隨时都可能被《星洲日报》「干譙」，其中一例是他们「看死」会被拉下台的马华公会总会长翁诗杰在2009年的遭遇。「够大」的部长如首相兼財政部长、副首相兼教育部长，以及內政部长，別说「干譙」，吭一声都不敢。
《星洲日报》封杀批评者，行之有年，既非始于2001年的「反收购运动」和「罢写运动」，更不是始于2005年《独立新闻在线》和《当今大马》中文报创刊以后。具体始于何时，不易考究，但少说也有15年光景，而且罄竹难书。
犹记得，1996-1998年我在《星洲日报》总社当记者时，有一次我在《有话直说》栏的评论文章引述资深律师杨培根的一句话，第二天文章见报时，「杨培根」三字已被改成「一名律师」；于是我去问层级很高、负责审稿的编采部主管，为何刪掉杨培根的名字，他若无其事地回说：「虽然杨培根跟报馆很熟，但是他常常在外面批评我们。」后来，我在时任集团总编辑刘鉴銓召开的《有话直说》栏作者会议上，提起此事，直陈这种做法不对；岂料，这位主管否认有此事，此事最终不了了之。
另一案例是，现任拉曼大学中文系讲师曾维龙在《星洲日报》总社当记者时，有一次拿著一张新闻照片向我確认影中人的身份时，时任副新闻编辑、刚巧走过来交代工作的郭清江得知曾任《星洲日报》文教主任，但后来与高层不和的文史工作者李业霖也在照片里时，出其不意地取走照片，並说：「这张照片不必处理了。」
廖文就是唱和《星洲日报》一贯的调调，把评论人和读者对《星洲日报》的批评化约为私人恩怨，究其因，恰恰是因为《星洲日报》的主管们只有解决私人恩怨的思维高度，才会以解决私人恩怨方式对待批评者，而不思检討作为公共论域里的社会公器，应有接受公评的胸襟和光明磊落阐述立场的高度。
「封杀」恶行固然侵害批评者的权益，但这不是个人得失的问题。这里重申《报社恶行侵害读者权益》的一段文字，作为总结：「报社以封杀手段惩罚批评者，与政府打压异议份子或找个口实让异议份子因言获罪，恶性相当。……（媒体）封杀批评者是狂妄滥权的表现，也凸显了媒体与阅听人权力严重失衡（媒体大、阅听人小）的现象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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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手的婚礼，主播的抱怨——传媒论衡（十一）：羽球国手李宗伟的百万婚礼，预告將召开6场新闻发佈会，只举行了两场就惹恼ntv7华语新闻主播李晓蕙，于10月26日在面子书发文呛声，成为近日面子书世界里其中一个热门话题；本地其他媒体亦转述报导李晓蕙的抱怨，甚至不惜以封面头条处理，让李晓蕙风头之健一时无两。
李主播的抱怨引起其他媒体的关注和网民的爭论，但大多数网民似乎只有「各为其主」似的意气之爭，忽视了李主播的抱怨所暴露的、值得吾人反思的问题到底是什么。新闻主播应否有个人喜恶或情绪、李宗伟的婚礼应否穷奢极侈、需不需要举行6场新闻发佈会，都不是关键问题。
动员500名工作人员、宴请2500名宾客的百万婚礼，对一个得权贵恩宠、媒体恭维吹捧、会和记者说「林丹比我厉害，他的（跑）车比我的贵」、开跑车到怡保旧街场喝咖啡却大喇喇违规泊车的暴发户而言，实在不足为奇。虽然李宗伟的涵养和百万婚礼不无关联性，但是百万婚礼背后的物质利益，恐怕才是婚礼非搞大不可的真正原因——诚如李宗伟婚礼筹委会主席李宗顺在10月22日新闻发佈会承认，婚礼获得不少公司赞助。
明星、歌星、球星，乃至人气主播，「正业」以外接拍商品广告、当代言人、剪綵，不仅是他们测量人气的探热计，更是重要的收入来源——例如，据报导，中国羽球明星林丹一年的广告收入就有200万美元。因此，名人（尤其是女性）结婚、怀孕、分娩，乃至分娩后几年的育儿过程，往往都不再是「私生活」，而是成为自愿供人观赏的「公开活动」，原因无他，即使他们再穷奢极侈，不但不必自掏腰包（因为有婚纱、首饰、场地、保养品、奶粉等赞助商），还有可观的礼金和获利（广告酬劳、分红、指定媒体的独家播映权等）。
一哥婚礼成「名人商品」
换言之，李宗伟举行一场百万婚礼，却要开6场新闻发佈会造势、举办竞赛让10名粉丝「贏取」出席婚礼的机会、新闻发佈会还要介绍赞助商，但婚礼和婚宴却只限「指定媒体」採访摄制，这一流程恰恰是「名人商品」的典型作业模式。诸如此类的商业演出，吾人即使只是经由媒体的报导而耳濡目染，也已见怪不怪，浸淫电视圈经年的新闻主播应该更是习以为常了。
在互联网上检索一番，不难发现在李主播抱怨之前，早有不少网民对李宗伟的涵养颇有微言。若说李宗伟確有「有风驶到尽」的跋扈习气，吾人更应反省的是，谁是让他能「驶到尽」的那道风？就此而言，媒体本身难辞其咎——除了球赛之外，媒体这些年来用了多少篇幅（平面媒体）和时间（电视台）来恭维、吹捧李宗伟，尤其是不厌其烦地突出首相夫人罗斯玛对他的「恩宠」，拉抬他的社会地位和助长他「走路有风」的气势？
在李宗伟婚礼筹委会召开首两场新闻发佈会之前，李主播也曾在10月12日转发「拿督李宗伟羽球俱乐部」面子书专页的婚纱照，再补上一句「有情人终成眷属，真好！祝福一哥一姐一生一世！」这种应景祝语固然无可厚非，但就如有人批评许多人对苹果电脑创办人贾伯斯（Steve Jobs）之死表现得「如丧考妣」那样，类似动作难道不是一种恭维名人和锦上添花的举措？
媒体人恐怕早已將诸如此类的恭维名人举措视为天经地义，毕竟媒体和媒体人都是这套媒体操作思维与模式的操作者和受惠者，彼此互惠互利。李宗伟虽是有新闻价值的名人，却没有非报导不可的公共利益的价值，媒体之所以得卑微到如李晓蕙所言「你明知道你有身份有地位有新闻价值，媒体不会不来」，皆因媒体覬覦从中分得一杯羹——无论是广告收益或是收视率／发行量。正是同一套媒体操作思维的影响，李主播的「抱怨」能成为至少两份报纸的头条新闻，而不是其他记者的评论。
李主播捍卫同业採访权？
李主播的抱怨得到不少网民的肯定，但若单凭此事就以「敢怒敢言的新闻从业员」恭维之，新闻从业员的胆识评估標准则未免低了一些。李宗伟的婚礼和婚宴无关公眾利益，由哪一家媒体挣得独家採访权和播映权，仅攸关竞爭中的两大广电媒体集团的业务得失；假使她的抱怨若迫使婚礼筹委会见风使舵，开放採访权，主要获益者也是首要媒体集团。
再说，李主播的441字短文纵然不无火气，却谈不上对商品化婚礼操作模式和媒体专业有何置喙与反省，更別说对权贵有所微言。李主播的脸书贴文只有4个要点和立场：
（一）李宗伟举行奢华铺张的婚礼，可以接受。
（二）举行6场新闻发佈会，可以接受。
（三）李宗伟只会出席其中一两场新闻发佈会，可以忍受。
（四）婚礼婚宴当天，只有「指定媒体」可以出席採访，无法忍受！
显然，若非李宗伟的婚礼和婚宴只限指定媒体採访（所谓的指定媒体並非李晓蕙服务的电视台，而是他们的竞爭对手），李宗伟婚礼筹委会要举行6场新闻发佈会、李宗伟只出席其中一两场新闻发佈会，对李主播而言都不是问题了。假使换一个情境，获准独家採访李宗伟的婚礼和婚宴的「指定媒体」不是Astro，而是首要媒体集团旗下电视台，李主播是否还会无法忍受只限「指定媒体」採访的游戏规则？
吾人更应该反省的是，一个羽球国手（或是其他运动员）打贏了球赛就可获得可观的国家奖励和企业资源而暴富，是一种社会资源分配严重失衡的畸形现象。粉丝们固然可以一副心疼的模样，为羽球国手辩解，说他们练球打球何其辛苦，但是其他运动员或是各行各业的劳动者，在各自的领域付出的心力不见得比羽球国手少，劳动所得却有天渊之別。这类失衡现象在娱乐圈更为显著，但是媒体和许多媒体人不也几无自觉地继续以羡慕的口吻和笔风，去为当中的得意者锦上添花，甚至到了笑贫不笑娼的地步，对失意者视若无睹？
不少网民对李主播的人身攻击確实肤浅，无论主播或是记者，都有权表达己见甚至抗议採访对象处事失当。不过，可惜的是，李主播看似在捍卫同业的採访权，其实更像是因独家採访权花落他家而心生不忿。既然「干卿底事」，网民们何苦爭得面红耳赤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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